我们身之所处，是一个调侃的时代。“靠，我比窦娥还冤！”这句顽皮话，八十二岁以下、十二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曾絮叨过。文化“档次”高一点儿的人，可能还会双眼望天故作沉痛状，加上一句：“六月盛夏，咋不下雪呢？”以此表示他“冤”得可以。
窦娥，昔日关汉卿笔下那个贪婪、无耻社会的牺牲品形象，在中国人力避沉重的天性中，逐渐消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充满轻松俏皮的言语皮屑。庄严、悲沉，在无知无畏的时代，皆沦为浮薄的滑稽、调笑。
我们是个喜欢矫枉过正的民族。数十年前，《窦娥冤》不仅仅“反映封建社会普通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映被压迫妇女的反抗意识”，还“反映出在元朝蒙古奴隶主残酷压迫下亡国的中国人对现实社会的几种不同态度”，阐而发之，上纲上线的学者们还把窦娥的悲剧提高到“民族气节”的高度，大加鞭挞“封建主义”、“民族败类”、“投降恶势力”，等等。所有这些牵强附会，无外乎是“政治挂帅”时代的产物，文学分析，沦落为庸俗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教条分析。这种看似“崇高”的议评，其实与今天的口头禅“我比窦娥还冤”，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时代，生活，人性，才是《窦娥冤》真正的精髓所在。
文学史上的“孙志刚”——关汉卿
读者乍看此小标题，定认为笔者玩新闻记者那一套吸引人眼球的把戏，拿肉麻当有趣——关汉卿和孙志刚怎么沾得上边，一个是元朝大戏剧家，一个是因无“暂住证”被打死的无辜青年，哪挨哪儿啊？其实，两个人确实有相似之处：在中国文学史上，别说“暂住证”，关汉卿的“户口簿”记录都十分可疑，不仅居住地不清楚，生卒年月也模糊无据。出生地方面，有说他是大都人（今北京），又有说他是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伍仁村人，当然，祁州其实当时也属于“大都”范围内（元代时祁州属中书省保定路），关汉卿的出生地应该歧异不是很大（又有一说他乃解州人，即今天的山西运城）。最模糊不清的，是老关的生卒年问题。元末杨廉夫称他为“大金优谏”，另一位元末的朱经（《青楼集序》作者）也称他为“金（国）之遗民”，大多数介绍性文字皆称关汉卿青年时代（二十岁左右）经历了金朝的亡国之痛，所以认定他的卒年最迟不会超过1300年。这是因为，钟嗣成所著《录鬼簿》成书于1300年，把关汉卿列为已经“西归”的才子第一人。可以肯定的是，关汉卿在南宋亡国时的1280年左右仍很健朗，并做《杭州景》描述临安风貌：
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此外，证明关汉卿在1297年还活在人世的“证据”是，他曾做《大德歌》十首，而“大德”是元成宗在1297年的年号，由此可以推算，关汉卿1297年仍活蹦乱跳地活在世上。在《大德歌·夏歌》中，老关还神气活现地唱道：“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系马。因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
但是，细心钩沉的中外学者悉心推究，又“推翻”了关汉卿卒于1300年以前的说法——研究元史学者所凭据的最重要历史笔记之一《辍耕录》（元末天台人陶宗仪著）上讲了一个“掌故”：
诗人王和卿临死时，其老友关汉卿去生祭他，看见正在学和尚临死趺坐的王和卿鼻孔中垂下两条大混鼻涕。文人喜诌，有人就嚷嚷说王诗人坐化了，他的大鼻涕乃佛家所称的“玉筋”，只有道行高的信者坐化时才出现。关汉卿不以为然，拿这位一脚已经踏入鬼门关的王诗人大开玩笑，说他那鼻涕不是“玉筋”，而是牲口得疫病要死时流出的“嗓”涕。众人闻言皆笑，关汉卿很是“无厘头”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