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谈专制皇帝的时候，已经指出官僚制度对于君主专制政治是必要的条件。从战国到秦是君主专制政治渐渐地开始成立的时期，也就是官僚制度渐渐地开始成立的时期。
在君主专制政治成立以前，占政治上统治地位的人，最高的是王，以下有各国诸侯，再下便是卿大夫。所谓卿大夫和后来的官僚并不相同，其间差别最显著的有二点：第一，他们是世袭的贵族。卿大夫的子孙世世代代承继为卿大夫，从非贵族的人民中出身的人是不能成为卿大夫的。第二，卿大夫不仅是在诸侯之下的一个官，而且各有其领地（所谓"采邑"），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他们实际上就是个小诸侯。这领地自然也是世袭的。--这种情形，我们可称之为世卿政治，或贵族政治，以别于官僚政治。
在春秋时期完全是世卿政治。到了战国时期，已开始有不属于世袭贵族的人，因特殊的才能而为国君重用，如苏秦、张仪类游说之士是最显著的例子。秦用异国的人才最多，也可表示，在他那里，世卿政治已渐趋衰落，官僚政治于是开始取而代之了。秦之能统一六国，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到了汉代，有所谓"布衣卿相"的美谈，就是出身"布衣"（非贵族）的人为皇帝所提拔，一跃而官居显位。
显然的，世卿政治是表示国君权力的分裂。要建立强固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就必须能做到在君主以下，没有任何负实际行政责任的官员是终身职和世袭职而为君主所不能加以干涉的，君主必须有权自由地任用、罢免和迁调任何官员。但这样的官僚制度在汉朝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西汉初年不得不分封王侯，这些王侯既是世袭，又在其领土握有全部权力。在东汉晚年，地方长官（州刺史与郡太守）在所辖地内也拥有全权，而且渐渐形成世袭职。这都是中央集权下的官僚制度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表现。汉代，也没有确立一定的选拔官僚的制度，在事实上，高门大族几乎包办着做官的特权。在法律上，他们的官职虽非世袭，但在实际上，他们是世世代代做着大官。到了魏晋，也还是继续着这种情形。
直到唐代，官僚制度才可说是成熟了。贵族门第包办做官权利的现象是渐渐消失了，一般地选拔官僚的制度是确立起来了。固然唐以后也不是没有世袭的贵族（如皇家的宗室），但那不过是空有爵位，坐食俸禄并不负有实际行政责任。假如把世袭贵族以外无官爵的人都叫做"布衣"，那么已可以说，官僚集团是几乎全部都是"布衣"出身的了。这所谓"布衣"，自然并不能表示最下层的劳动人民的意思。
官僚政治是从属于中央的专制政治的，这正是官僚政治的一个特征。君主政治也可以说就是"官主政治"，由此就更可看出官僚制度和民主政治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但由历史的眼光看来，我们也可以承认，官僚政治是由世卿贵族政治前进了一步。在世卿政治下，做官的人只属于极少数的贵族家庭，而在官僚政治下，则可能从较大范围内选拔贤能来做官。但是因为官僚仍是占有特权地位的新式的贵族，而官僚制度正是专制君主政治下的统制机构，那么这种政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是极端落后的东西。
既然君主专制需要官僚政治，需要有才能而忠诚的官僚来为自己服务，而官僚之所以为官僚，是不能不依靠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的，因此君主政治和官僚政治自然是相互为用的了。但在这里却存在着一种不能避免的矛盾，因为官僚们是为追求个人和他的家族的特权地位与利益享受而做官的，他们拥戴君主也不过是一种手段。那么君主为了维持他的政权，就必须充分满足官僚们的个人欲求，以换取他们的忠诚。于是其结果，所谓根据才能来选拔官僚常成为一句空话。官僚们虽然一方面是以其忠于君上，忠于现存秩序，成为维系君主专制政权的一个主要支柱，而另一方面，他们又终于成为从内部来腐蚀整个统治政权的贪欲无厌的蛀虫。君主专制是除了依靠这种腐蚀自己的蛀虫以外别无其他办法的。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点时，官僚集团内部固然万分腐化，而这一代的专制君主政权也就趋于崩溃了。--唐宋明清历朝的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都是遭遇到这个命运的。
以下，我们要来较具体地考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