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王朝对“荆楚”的征战与影响
商人之先祖契是帝喾高辛氏之后，与楚族一样，同是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乌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商颂·玄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鸟卵而生，故有“玄王”(《吕氏春秋·有始览》：“北方曰玄天。”故有学者认为玄王，是为北方之王。)之称，因佐禹治水有功，为帝舜封之于商，当是尧舜之际的重要军事首领人物之一。“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下》)，由契至汤，共传十四代，汤兴灭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灭，或抗商被商灭，楚之直系先祖季连部举族南徙，在丹、淅一带，避开商的兵锋，求得生存与发展。
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很大的发展。它在巩固王畿统治的同时，还不断地对周边地区进行征服战争。西北众多的方国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对江淮至山东沿海一带的群舒、夷方和江汉地区的荆楚，也常举兵征讨，迫其臣服。《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荆楚是商王朝统治下“南乡”的一部，也臣服商王朝。“南乡”诸部由于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剥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终商一代，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至后期，也愈演愈烈。见于殷墟卜辞记载的，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多
亡祸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镇守，凶吉如何，商王朝惴惴不安。又如：“癸亥卜，王曰：
余自征?不征?”由于“南土”(“南乡”)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统治者竞卜问是否亲征(卜辞均引自《盘龙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见于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也正是上述《诗·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可见这次战争规模很大，商王朝势力已进一步深入到更广阔的地域；但荆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
随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征战或征服，先进的商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了。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祖国西北、东北各地和荆楚地区的汉东、汉西以及湘赣一些地方，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和遗物，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和文化影响，不仅扩及西北、东北一带，而且也已深入到荆楚及长江以南地区了。1954年，武汉地区人民在防洪抢险中，离汉口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商代遗址，由于该城址为盘龙湖所环抱，故名盘龙城遗址。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东南残存城垣，夯土筑成。城垣外陡内陂，外有14米宽的深沟环护。城内东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主柱、筑墙技术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完全一致。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简陋民居残迹。作坊为酿酒、冶炼、制陶各业。城较远处另有大型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一件青铜钺和一件大圆鼎，堪称为商代青铜器珍品。青铜器在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各方面均与二里岗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遗址还发现有炼锅陶片、铜渣、孔雀石、红烧土和木炭等，说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是就地取材冶炼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它充分说明商文化已深入影响到江汉地区了(参见《盘龙城和商的南土》、《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铜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出土了铜镞(《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数量虽少，但说明商青铜文化也已传播到汉水以西之地了。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汉地区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发达，商代陶器文化虽已传入，但土著陶器与中原陶器仍是并驾齐驱，各领风骚。见于江陵荆南寺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按其特征不同，可归类为两组。一组为鬲、盆、簋、爵等，常见于河南郑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一组为豆、鼎、碗、罐等，则为本地所独有(此为荆州博物馆所展出实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虽一脉相传，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断地传播过来，这就决定 发迹于江汉地区的楚人，必然会采夏夷之长技，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国文字(汉字)起源于图画，当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于省吾《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书”俱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楚地其时迄今虽未发现自己的文字，但从后来楚国文字的特点看来，它与中原先秦文字结构基本相同，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