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袁绍，皆汉贼也；朱温、李克用，皆唐贼也；其争欲篡夺之心，两不相下之势，一辙也。乃曹操挟天子为名以攻袁绍而胜，张奉天子倚朱温攻克用而败。盖献帝之在许也，四方无一旅之可指使，一唯操之是听，故操无所制而得行其意。昭宗犹有河朔三镇及昭义之军与韩建之众，持两端，忌温而挠之，且恐昭义为温所得，争先轻进，是以温志不决而独受敌以溃。繇此言之，则汉处必不能存之势，而唐犹可存，谋国非人，以致倾覆，所谓“匪降自天”也。
藉令得贤主良相，怀辑未叛之藩镇，收拾禁旅，居关中以静持之，斥汴、晋之奸交，绝其奏讦，听其自相搏噬，乘其敝而折之，二寇之气，偾张而必竭，不难制也。而昭宗君臣非其人也，是以速亡。
乃繇温、克用而言之，温岂能为曹操乎？操假名义以行，而务植根于深固；温则贼耳，凶狡以逞，利人之斗，乘之以窃利，力不足以胜天下，而挑天下以敝，乃以自雄。
其与张合谋而攻克用也，朝廷方倚河朔以捣晋阳之东北，而温攻魏博以幸其疲而收利。盖其许昭宗以讨克用，有两利之术焉，不必其亡克用也。克用而败邪？是张为我灭一巨敌也；克用既亡，己乃服罗弘信于魏博，收张全义于东都，扼唐而困之关中，北无晋阳之难，专力以起亡唐，此一利也。克用而胜邪？克用且负抗拒王师之辜于天下，而己可因之以饵唐而折入于己；且克用胜，唐已残而不复能振，是克用为我效驱除之力也。
曹操务定天下之乱，而居功于己以收之；温则务搆天下之乱，而己乘其纷以制之。利天下之乱者，未有能成者也；是以温能灭唐，仅有中原之一线，而速亡于李存勗之手。藉令温乘张之谋，举全力以攻克用，克用平，而河北三镇固不能与争，持定难之大功，以挟天子、令诸侯，同、华、西川孰能与竞，徐起而收曹操、刘裕之成局，温之于天下，可八九得也。夫温于时不臣之恶未著，所负不义之名于天下者，独悖援己之惠于克用耳。克用于温有恩，而于唐则固贼也。凶狡不知名义，抑无尺寸定乱之功，霸业终以不成，徒逞枭獍之心以食君父，故曰温贼也，非曹操所屑与后先者也。
国虽将亡，犹有图存之道；臣虽甚逆，犹有居胜之术；两俱不能，而后使沙陀四姓交乱中国者数十年，而契丹乘之，意者其天乎！
〖四〗
所谓智士者，非乘人而斗其捷以倖胜之谓也。周知于得失成败之理，而避人之所竞，弃人之所取，以立本而徐收安定之功也。李左车欲扼韩信于险，一战之克耳，非必能全赵也，未足称智也；而说韩信以不战而收河北，民以宁，军以全，保胜而服未平之寇，则真大智之用也，信能听之以成功，功归信矣。于西川、淮南得两智士焉。王先成说王宗侃以招安而下彭州；高勗说杨行密通商邻道，选守令，课农桑，而保淮南。智矣哉！非只以成王建割据之资，赞行密定霸之业也，而救民于锋刃之下，以还定而安集之，仁亦溥矣。
盖所谓智者，非挟机取捷之术，而是是非非之准也。挟机取捷以雠术于乱世，一言而死者积矣，害且伏于利之中矣。是是非非者，所以推行其恻隐之大用，平英雄之气，顺众庶之欲，功不速、利不小、而益元方者也。此两者固相妨矣，小智之所争，大智之所不屑也。天下方纭纭以起，利害生于俄顷，虽有英杰之姿，目眩心荧，贪逐于利害之小数而忘其大。智者立于事外，以统举而周知之，辨仁暴之大司，悉向背之殊致，见穴中之角逐，皆鹑斗螘争之末技，乃以游于象外，而得其圜中。苟非其人，则且笑以为迂拙之图，而孰令听之？王建、杨行密之決从二子也，亦不可谓非智也。何也？智者之言，愚者之所笑也。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