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絪事
上御浴堂北廊，召学士李绛对。顾问毕，上曰：“有一事甚异，朕比来未能言之。郑絪身为宰相，事朕不尽心。朕与宰相商量，欲诏卢从史却归潞府，续追入朝。郑絪辄漏泄我意，先报从史，令其陈奏潞府无粮，三军且请山东就粮。为人臣，岂合有此事耶？故事合如何处置？”绛对曰：“若实有此事，虽以诛族，于陛下未足塞责。”复曰：“陛下从何得之？计郑絪必不自泄，从史不自言，陛下先知，何以得之？”
上曰：“吉甫密奏。”绛对曰：“臣与郑絪先后悬殊，不相往来。臣约其事体，必无此理。郑絪甚读书，颇识事体，时称佳士，素有美名。虽不知其才术如何，至于君臣大义，不合不知去就。若身居宰辅，参陛下密谋，何敢泄之于奸臣？虽术同犬彘，性如枭獍，亦不合至此，况絪颇知古今，洞识名节。事出万端，情有难测，莫是同列有不便之势，专权有忌前之心，造为此辞，冀其去位？若不过陈危事，安得激怒上心？伏望陛下深思熟详，无令人言陛下惑于谗佞也。”
上良久曰：“亦应如此，朕几误为处分。”至是遂已。
○论白居易事
上召学士于三殿对奏，论政事。拾遗白居易言事抗直，曰“陛下错。”上色庄而罢，令翰林使密宣承旨李绛对。上曰：“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因切论曰：“臣闻主圣臣直，宥过莫大。自陛下开纳谏诤，容受善言，小臣然后敢极论得失。从而怒之，则是缄其口。若从顺陛下，则安敢发言论？况居易所言，志在裨益，言虽太直，事涉不私。伏恐众议以为陛下恶闻直谏，斥出正人，非所以发扬圣德，纳谏诤也。”
上悦曰：“依卿所奏。”遂待之如初。
○论国学疏
学士李绛上言：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尝不崇建太学，尊重名儒，习干戚羽龠之容，盛樽俎揖让之礼，以兴教化，以致太平。天子亲入视学，皇太子行齿胄之礼，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记》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学乎！”当征讨之急，则先武事；丁理平之运，则尚文德。二柄相须，百王不易。故汉光武于兵革之中，投戈讲艺；魏太祖于扰攘之际，崇立学校。历代之于儒道，如此急也。后汉儒学之盛，太学至有三万人，讽先圣之言，酌当代之务，鸿名硕德，康国济时，未有不游于太学，以跻显位也。国家自高祖初平关中，便修太学，并为功臣、宗室子弟别立小学，建黉舍，大引儒训，增置生徒，各立博赡。鸿儒硕学，盛于朝列，质疑应问，酌古辨今，咸征经据典，得传师法。故朝廷无不根之论，蕃夷有慕义之名，风教大行，礼乐咸备，贞观之理，谓之太平。至于开元中，亦弘国学之制，复睹儒道之盛。故太学废于衰乱之代，非所以俾风俗趋本业而务实，盖繇国学废讲论之礼，儒者靡师资之训。自是以降，不本经义，不识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礼乐制度之方，和气不流，悖乱遂作。其师氏之废，如是之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