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闻祖宗兵制之善者，盖能深鉴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盗起山陵，藩镇窃据，外抗王命，内擅一方。其末流至朱温以编户残寇，挟宣武之师，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卫神策之兵屠戮俱尽，劫迁洛阳，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非不忠义，徒以遐方孤镇，同盟欲救王室，皆悲咤愤懑，坐视凶逆，终不能出一兵内向。昭宗亲兵既尽，朱温羽翼已就。行密辈崎岖于一邦，初务养练，不能遽成。此内外俱轻，盗臣得志之患也。后唐庄宗萃名将，握精兵，父子转战二十余年，仅能灭梁。恃功而骄，兵制不立，弗知内外之患。一夫奋呼，内外瓦解。故李嗣源以退将养痾私第，起提大兵，与赵在礼合于耳陵。返用庄宗直捣大梁之术，径袭洛阳，乘内轻外重之势，数日而济大事。其后，耳陵卒恃功狂肆，邀求无穷，至一军尽诛，血膏原野，而明宗为治少定。如李从珂、刘智远、郭威，皆提本镇之兵，直入中原，而内外拱手听命者，循用庄宗、明宗之意也。
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壮士于帐下，立亲卫之兵，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败泽、潞，取淮南，内外兼济，莫之能御。当是时，艺祖皇帝历试诸艰，亲总戎旅。逮应天顺人，历数有归，则躬定军制，纪律详尽。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功臣勋爵，优视公卿，官至检校、仆射、台宪之长，封父祖，荫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郊祀赦宥，先务赡军飨士，金币绢钱无所爱惜。然令以威驾，峻其等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各服其长，待之尽善矣。为更戍法，使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仅及三年，已复更戍。为转员之制，定其功实，超转资级，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又其下凛凛，每见事亲之惧。枢府大臣侍便殿，专主簿员，三日毕事。命出之后，一日迁徙，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则大指也。
器甲坚良，日课其艺，而怠惰无矣。选其教首，严其军号，精其服饰，而骁锐出矣。中都二方，制造兵器，旬一进视，谓之旬课。岁输所造于五库，故械器精劲，盈牣充积，前世所不逮。至纤至悉，举自宸断，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听命不暇。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消累朝跋扈偃蹇之患于呼吸俄顷之际。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难制之弊。使民享安泰于无穷者，盖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刚断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俘二广，平江南者，前后精兵不过二十余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城之内有亲卫诸兵，而京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城内外相制之兵也。
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实之臣，分控西北边孔道：何继筠守沧、景，李汉超守关南，以备北藩；郭进在邢州，以御太原；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以遏西戎。倾心委之，谗谤弗入。来朝必升殿赐坐，对御饮食，锡赉殊渥，事事精丰。使边境无事，得以尽力削平东南僭伪诸国者，此也。州郡节、察、防、团、刺史虽召居京师，谓之遥授。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书佥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惟帑库独推曰军资库。盖税赋本以赡军，着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重，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赋税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营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赋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卫民。城郭与村乡相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钱解之出入，士卒之役使，尽委二郡者当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独预，其防微杜渐深矣。
出铜虎符以发兵，验其机括，不得擅兴，以革伪冒。节度、观察、州三印：节度印随本使所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使印则长吏用之；州印则昼付录事掌用，至暮归于长吏。凡节度使在镇，兵杖、田赋之属，则属官用本使印签状焉。故命师必曰某军节度、某州军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军则专制兵旅，言管内则总察风俗，言刺史则治其州军。此祖宗损益唐制，军民之务，职分之守，俾得各归得屯。逐县置尉，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兵马钤辖者。故兵威强盛，鼠偷草窃，寻即除荡。盖内外相维，上下相制，若臂运指，如尾应中，麾不相资也。
凡统驭施设、制度号令，人不敢慢者，功过必行，明赏罚而已。明于赏罚，则上下奋励，知所耸动，而奸究不少逾绳墨之外，事则必立，功则必就也。怒征蜀大将之贪暴也，曹彬独无所污，自客省使随军都监，超授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以赏之。御便殿阅武，赏其艺能，连营俱令转资。至于荆罕儒战死，责部将不效命，斩石进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昼掠人于市，至斩百辈乃止。川班殿直诉赏，则尽戮其将校而废其班。太祖尝曰：“抚养士卒，不吝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然神机所照，及物无遗。察人心之所欲，而人尽死力。班太原之师，则谓将士曰：“尔辈吾腹心爪牙，吾宁不得太原，岂忍令害尔辈也。”或诉郭进修第同筒瓦，如诸王之制，则曰：“吾于郭进，岂减儿女耶？”祖宗赏罚虽明，诚必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境之役，兵增至六十万；皇佑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故翰林学士孙朱，号善论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足而已，今内外之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而为三四者，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之制，未有烦于今日者也。盖尝计天下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佑一岁之入一亿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什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虑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万而给一散卒矣。其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也？以积习刓弊，又数十年教习不精，士气不振。拣兵则点数而已，宣借则重迭妄滥。逃亡已久，而衣粮自如；疲癃无堪，而虚名具数。”元丰中，神宗谓宰相吴充曰：“祖宗以来，制军有意。凡领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所统诸指挥，置都指挥使、都虞侯分领之。凡军中之事，止责分领节制之人，则众军自齐。责之既严，遇之亦优。故军校转员，有由行伍不久，已转至团练使者。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耳。本朝太平百余年，由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盖祖宗相承，其爱民之实，若出一心。谓民之作兵者多，与兵之抑民者不少，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张齐贤欲聚益民兵，吕蒙正曰：“兵非取于民不可。”而真宗深念扰动边人，遂止。河东、北既置义勇军，韩琦急于备边，又欲刺陕西民为义勇。谏官司马光抗章数十万言，论其不可。熙宁中，命天下教阅保甲，盛于元丰，本《周官》寓兵于农之意，旋废置。盖兵虽可练而重扰也。恭惟祖宗以圣神文武，斡运六合，鞭笞四夷，悉本于兵。其精神心术之微，盖不在迹。然则效法祖宗重规迭矩之成，在本圣心，而其迹顾岂能书？今日之浅拙，虽欲抽绎传载，有所不能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