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輕重一〔一〕──巨（筴）乘馬〔二〕
〔一〕
元材案：輕重一詞，最早見於《國語
周語》。《周語》云：「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行重，民失其資，能毋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但細繹全文之意，不過謂大錢之分量重，小錢之分量輕。其所謂之輕重，乃具體之輕重，與本書所謂輕重之為抽象意義者不同。歷史上開始用輕重一詞與本書有類似之意義者，只有賈誼一人。賈誼諫漢文帝除盜鑄錢令文云：「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此處所謂輕重，已不是錢幣大小之輕重，而擴大為萬物（包括錢幣在內）多寡貴賤之輕重。但賈誼尚未將輕重一詞與管仲互相聯系。至司馬遷作《史記》，始有管仲通輕重之說。《史記
齊太公世家》云：「桓公既得管仲，設輕重魚鹽之利。」《管晏列傳》云：「管仲既任政相齊，……貴輕重，慎權衡。」又《貨殖傳》云：「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利以朝諸侯。」但對於何謂輕重及輕重之內容如何，司馬氏並未作出任何解釋。《史記》注者多持「輕重，錢也」之說，然錢雖是輕重之筴中的重要工具，而錢之本身則並不等於輕重。根據對本書各篇之綜合分析，輕重一詞，實含有廣狹二義。第一，從廣義言之，輕重一詞之內容至為廣泛，不僅限於萬物之多寡貴賤。據《揆度》及《輕重戊》兩篇所列舉古代帝王在所謂「以輕重為天下」之前提下所採取之各種具體措施，計有「造六峜」，「作九九之數」，「樹五穀」，「鑽燧生火」，「童山竭澤」，「燒曾藪」，「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疏三江，鑿五湖」，「立皂牢，服牛馬」，「循六峜，合陰陽」等等，無不屬於所謂輕重之筴的範圍。有時輕重之含義竟擴展至於人事懲獎方面，如《揆度篇》所引「輕重之法」，即其明證。《史記
索隱》稱「《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七篇」，今已不存。《揆度》所引，或即出於此書，今已無由判知之矣！第二，從狹義言之，則所謂輕重之筴者，乃專指物價政策而言。本書各篇所論輕重之筴，涉及範圍雖極為廣泛，但在此等極廣泛之內容中，實更側重於物價政策。關於此點，本書作者從復雜之社會經濟現象中，總結出不少與物價有關之規律。其最根本之一條，即《國蓄篇》所謂：「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此數語是本書各篇中貫穿一切財政經濟政策之基本規律。是從計然「論其有餘不足而知貴賤」（《史記
貨殖傳》）之理論發展而來。計然僅僅說明「物多則賤，寡則貴」之自然現象而加以應付，本書則又進一步推演出「聚則重，散則輕」之人為規律，作為實施「以御輕重」的依據。所謂「聚則重，散則輕」，《揆度篇》又稱之為「臧（藏）則重，發則輕」。臧即聚，發即散。蓋一切貨物之價格，雖是由貨物數量與貨幣數量之比例所決定，但實際上影響貨物價格者，並不是全國所有之貨物量與貨幣量，而只是出現於市場中之貨物量與貨幣量。至於儲藏不用之貨幣與保存不售之貨物，對於一切貨物價格並不發生影響。因此，實行輕重之筴時，便不必將全國所有之貨物量與貨幣量，予以真正之增加或減少，而只須以「聚」「散」之手段進行「斂輕」「散重」，使流通於市場之貨幣量或待售於市場之貨物量，依照客觀之需要而增加之或減少之，即可以達到「以重射輕，以賤泄平」的目的，既可以獲得「君必有什倍之利」，又可以起「財之櫎可得而平」之平抑物價的作用。本書各篇所提出之種種對內、對外、平時、戰時、列國分立、天下一統等等輕重原則，無不由此基本規律演繹而出。當在各該篇再詳論之，此不先贅。
〔二〕
巨乘馬，諸本「巨」作「臣」，元本、朱本作「匡」。何如璋云：「『巨』字無義，後人乃改為『臣』。按『臣』亦費解。當是『筴』之誤。本文有『筴乘馬之數求盡』句可證。」元材案：「筴乘馬」三字本文凡四見，《乘馬數篇》亦六見，知其為著者所常用之專門術語。何說是也。「筴」即《鹽鐵論
刺復篇》「東郭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及《輕重篇》「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之策，乃計劃、籌謀之意。「乘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