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说其美好，是因为人生难得，按传统说法叫做“修个人身难上难”。有机会来人生一趟，从宏观上说是一种难逢难遇的机缘。人是万物之灵，在生命界是最高等的生物。人的一生将遍历六欲七情在心身两方面的充分演示，获得福、寿、妻( 夫) 、财、子、禄各方面的享乐，这是美好人生的一面。然而人生也是痛苦的，人生有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制约，如果不能法于自然，就根本无法逃脱这一自然规律的制约，就得遵循这一自然制约程序，复归于空亡。
人生中生、老、病、死这一自然演变过程中，最常遇到和反复经历的莫过于一个病字。疾病是人生中最常逢常遇的痛苦，它也是促使人生走向衰老和死亡的重要原因。
人类饱受疾病的困扰，总想摆脱疾病对人生的制约。当年佛陀就是带着这一人生难题进入修行实践的。有记载的几千年以来，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地对疾病的病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摆脱疾病对人生的困扰，保障人民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病因机理的探讨研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基本是分为二大家，这就是道家( 包括佛家) 的病因机理学说和医家的病因机理学说。医道之鼻祖，佛师曾明确指出：歧黄源于道。中医学古称“歧黄之术”，由此可见医道( 中医) 与道医的承源关系和层次差别。我们尝试立足于“道”来研究医药学，暂且称之为“道医学”，将一般的中医学简称之为“医道”，以资区别。
古代医家曾对病因作过一定的归类。如《内经》首次将其分为阴阳两类，《素问·调经论》指出：“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疾病发生有三个途径，他说：“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晋代陶弘景《肘后百一方·三因论》，则分为“一为内病，二为外发，三为它犯。”宋代陈无择又引伸《金匮要略》“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之意，提出了“三因学说”，他说：“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金疮折，疰忏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即六淫邪气侵袭为外因，情志所伤为内因，而饮食劳倦、跌仆金刃，以及虫兽所伤等则为不内外因。从这些古典医藉中可以看出，古人是运用阴阳理论研究探讨病因机理的。这种把致病因素和发病途径结合起来的分类方法，对于临床这一层次的辨别病证，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学都是继承前人的这些认识论，运用阴阳学说研究认识病因机理，认为人体各脏腑组织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它们在不断地产生矛盾而又解决矛盾的过程中，维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从而保持着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当这种动态平衡因某种原因遭到破坏，又不能立即自行调节得以恢复时，人体就会发生疾病。
中医理论认为，人体没有无原因的症候。中医认识病因，除了解可能作为致病因素的客观条件外，主要是以病证的临床表现为依据，通过分析疾病的症状、体征来推求病因，为治疗用药提供依据，这种方法称为“辨证求因”。所以，中医学的病因学，不但研究病因的性质和致病特点，同时也探讨各种致病因素所致病证的临床表现，以便更好地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医家的病因机理学认为，破坏人体相对平衡状态而引起疾病的原因就是病因。致病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诸如气候的异常、疫疠的传染、精神刺激、持重努伤、跌仆金刃外伤，以及虫兽所伤等等，均可导致疾病的发生。此外，在疾病过程中，原因和结果是相互作用着的，在某一病理阶段中是结果的东西，在另一阶段中则可能成为原因，如痰饮和瘀血等，既是脏腑气血功能失调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反过来又能成为某些病变的致病因素。
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在病因机理的研究方法和认识论方面，医家与道家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个差异主要表现在研究的层次、认识的深度、探讨的整体性三个方面。医家大都是从具体事物中进行研究认识，道家则重视整体本源理性认识。
道家和佛家对疾病的病因机理都曾作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只是迄今为止未见系统性的文字归纳和总结，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医学的临床实践。玄灵修真学将作出这一尝试，总结归纳道家、佛家在医学领域中整体性和宏观微观性兼备的丰富研究成果，逐步完成玄灵修真“道医学”理论体系，为人类的竟其天年，为人民的保健和医疗事业作出应有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