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起釪
第一节 从《书》到《书经》
我国有一部最古的史书，叫做《尚书》，它大体是相当于奴隶制时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是上代的意思，“书”就是历史简册，用现代的话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但两千年来儒家却把它作为儒经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尊称为《书经》。而这部《书经》却有一半是假的，那是晋代出现的“伪古文”各篇；只有一半才是真的，即汉代传下的“今文”各篇。
这一半真的“今文”，主要是商周两代统治者的讲话记录。不过商代的几篇在流传中受周代语言文字的影响，经过加工，有些篇是到周代才由商的后裔宋国人写定的。另有关于虞夏的四篇，其中最简短的《甘誓》，可能是夏代作为口耳相传的重要祖训传下来，到商代写成文字，到周代重新加以写定的。其余三篇当是战国时根据一些古代所传资料及神话传说等加工编造成的。只有西周几篇才是保存下来的当时的原有文献。
这些真文献原来只称《书》，是经常跟在统治者左右的史官记下来的。当时左右的史官分别用竹简记“言”和记“事”，记“言”，就成为上面所说的统治者的讲话记录，保存下来的就是《尚书》；记“事”，就成为编年大事记，保存下来的是《春秋》，后来还发现了《竹书纪年》。《尚书·多士》记周灭商后，商遗民不服，周公就对他们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是说商的上代传下来的典册（即竹简，“典”是放在架上的竹简，“册”是绳子编连着的竹简）里，记载着商汤革掉夏命的事，说明周革商命，是有你们祖宗的先例可援的，你们也就用不着怨恨周人了。由这就可知商代史宫的记载到周初还存在。《墨子·贵义》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说明当时存在的《书》确实还不少，周公掌握了它们，所以很熟悉商代史事。
但是由于竹简容易毁坏，经过二三百年后就无法保存下去，这只要看传下来的《春秋》就知道了。《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史记，当然应从鲁国第一位国君伯禽开始。可是传下来的《春秋》却从伯禽以后的第十四位国君隐公开始，就是因为鲁隐公以前的竹简，在鲁哀公以后整理时已毁坏了。即使是隐公以后的也断烂了不少，例如《桓公十四年》云：“夏，五”，《庄公卄四年》云：“冬，郭公”，这显然是残缺的结果。可见古代史官虽然记下了大量史书，却又遭到了大量的毁坏。加上统治者有意的破坏，如《孟子·万章下》所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史记．六国表》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有了这些情况，就使古代历史文献受到很大摧残，能传下来的就很少了。
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是我国古代学术繁荣时期，各家都鼓吹自己的学说，尽量拿往古的历史来做论证，因而都设法搜集古代文献史料，于是百不存一的古代的《书》，也就被先秦学者搜集了一些。当时引用《书》的次数最多的是《左传》，共达五十多次，所引到的篇名有十八篇，而《墨子》引到的达二十二篇，其余儒、法、杂等百家及一些史书都纷纷引用，除了泛称《书》的以外，所引到的篇名合计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是现存《尚书》中所没有的，可知道这些战国人读过的《书》，后来又失传了。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诸子没有引用的也有十四篇。可知在战国时《书》的存在情况颇纷歧。就是战国人所引的各篇，彼此的出入也很大，例如儒家的《书》中有《甘誓》，《墨子·明鬼下》也有，二者中心内容完全相同，但文句有很大歧异。又即使墨学一家所引同一篇书，也互有纷歧。例如《墨于·非命上、中、下》三篇都引《仲虺之诰》，文字却各有出入；又《天志中》及《非命上、中、下》都引《泰誓》，文字也各有不同，当然与儒家《孟子》及《左传》引的更有出入。这是由于竹简在流传中易造成损坏断烂，更因各家传抄，又易有错乱脱误，以致造成了这许多纷歧现象。
更有一情况是，战国时各家利用旧文献，只是要求为自己的学说服务，如果原有适合自己的，他自然正好利用；如果没有完全适合的，他们可以改造，甚或索性自己来编造。《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于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所以儒家就编造了作为虞夏时代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前两篇就是儒家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古代固有的历史提出；后一篇《禹贡》原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是两干多年前的地理学家关于亚洲东部地理的一部科学杰作，可是儒家却拿它来作了大禹时代的作品，把禹美化为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把这三篇和《甘誓》同商、周两代的《书》配起来，儒家的古史系统就结构完备了，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就有本本做凭据了。
大抵在战国时儒、墨等学派手中都有《书》，而且还按王朝汇编成了《夏书》、《商书》、《周书》。不过在战国时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还没有《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过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尚书》这一书名，是汉代今文家提出的。
战国时儒家的课程原是“诗。书、礼、乐”四项，《礼》、《乐》只是他们经常在讲堂外排练的实习课，因此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两种。可以说《诗》是他们的文学课本，《书》是他们的历史课本。由于儒家的教育宣传影响大，《诗》、《书》就成了当时士大夫的两本典型读物，《商君书》提出要秦国禁绝的也就是这两种。但到孟子、荀子时的儒家课程中加上了《春秋》，成为五种；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占卜用的《易》，成为六种，合称“六艺”。（《庄子·天下》亦列此六种，《天运》有了“六经”之名，然此二文不属《庄子·内篇》，其写成时代较晚）。因为古时“乐”的谱子无法写成本本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作为“五经”。这部原来的古史文献《尚书》，便成为儒家所宣扬的“二帝”（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武）及周公、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烃煌圣典，尊为《书经》，儒家所倡导的“道统”就靠这部《书经》坚实地树立下来，成了两千年间统治中国人民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