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之旨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泊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
唐自居易《与无微之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自叙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而谓：“好其诗者，邓鲂、唐衢俱死，吾与足下又困踬，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大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邪？”嗟乎，可谓知立言之旨者矣。
晋葛洪《抱朴子》曰：“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
○诗不必人人皆作古人之会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尽，则亦无庸更续。是以虞廷之上。皋陶庚歌，而禹、益无闻，古之圣人不肯为雷同之辞、骈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诗鸣，而芜累之言始多于世矣。
尧命历而无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诗，不闻後世之人议其劣于舜与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统，乃其事在《六经》，而所自为歌止于“龟山”、“彼妇”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与？夫我则不暇与？
宋邵博《闻见後录》曰：“李习之与韩退之、孟东野善。习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与东野唱酬倾一时，习之独无诗，退之不议也。尹师鲁与欧阳永叔、梅圣俞善，师鲁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与圣俞唱酬倾一时，师鲁独无诗，永叔不议也。”
《五子之歌》适得五章，以为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见耳。
《胃阳》，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晋公子无一言。尹吉甫作《嵩高》之诗以赠申伯，《民》之诗以赠仲山甫，《韩奕》之诗以赠韩侯；而三人者不闻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诗不以无和答为嫌。
○诗题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赉》、若《般》，皆庙之乐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无有也。五言之兴，始自汉魏，而十九首并无题，郊祀歌、铙歌曲各以篇首字为题。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杂诗》，而不必同其义，则亦犹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
杜子美诗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见李生久”，则以《不见》名篇；“近闻犬戎远遁逃，”则以《近闻》名篇；“往在西京时”，则以《往在》名篇；“历历开元事，”则以《历历》名篇；“自平宫中吕太一”，则以《自平》名篇；“客从南溟来”，则以《客从》名篇。皆取首二字为题，全无意义，颇得古人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