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曰：自明体达用之学不修，后生钜材日事纂述，而鸿通瑰异之资遂率隳败祠章训诂、襞绩破碎之中。汉时经术修明，贤哲著书，大都采择传记百家，论说时政与己志而已。魏晋已降，著录始广。唐以后遂歧分为数家，其善者自典章经制文物度数以及佛老之书，徼裔之迹，莫不明其因革损益、巨细本末，号称繁博。然求其坐而言，可起而行，修诸身心，达于政事者，不数觏焉。
昆山顾亭林先生，质敏而学勤，谊醇而节峻，出处贞亮，固已合于大贤。虽遭明末丧乱，迁徒流离，而撰述不废，先后成书二百余卷。闳廓奥赜，咸职体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经史之微文大义、良法善政，务推礼乐德刑之本，以达质文否泰之迁嬗，错综其理，会通其旨。至于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权量、水利、河渠、漕运、盐铁、人材、军旅，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其余考辨亦极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又曰：“困者，德之辨也。”传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岂非善成其鸿通瑰异之资，而毕出于体用焉哉。元明诸儒，其流失喜空言心性，凡讲说经世之事者，则又迂执寡要。先生因时立言，颇综核名实，意虽救偏，而议极峻正，直俟诸百世不惑，而使天下晓然于儒术之果可尊信者也。
汝成钻研是书，屡易寒暑。又得潘检讨删饰元本，阎徵君、沈鸿博、钱宫詹、杨大令四家校本。先生讨论既夥，不能无少少渗漏，四家引申辩证，亦得失互见，然实为是书羽翼也，用博采诸家疏说传注名物古制时务者条比其下。伏处海滨，见闻孤陋，又耆硕著书富邃，而义无可附，则亦阙诸。窃虑踳驳，有逾简略。呜呼，学识远不逮先生毛发，而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深，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体用具在，学者循其唐涂，以窥贤圣制作之精，则区区私淑之心，识小之指，或不重为世所诟病者矣。书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释条目、诸贤名氏里爵，具列于后，而辄著其大指于篇。
先生著述闳通，是书理道尤博，学术政治皆综隆替，视彼窾言，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吴江潘检讨刻于闽中，流行既久，刊劂多讹，潜邱诸君皆有校正。今兹集释即缘为权舆，复广加钩析，脱字既增，误文亦削。诸君别著，论纂虽殊，指意可并，则亦附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记》、《山东考古录》、《石经考》、《五经同异》、《音学五书》、《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菰中随笔》等书，凡藉参稽，亟为决择；若异径庭，不引诠训。至汉唐及明经史传纪诸子杂家，皆先生博综穿穴，兹更无事骈枝。凡所称引，率断自先生同时及后贤所述。
先生问学浩博，论说深远，专综大纲，或忘识小。诸家辨驳，其无关闳旨者勿论；间有异同，转滋歧舛。用援郑诂《礼经》、颜注《汉史》之例，拾遗元文，参以私测，更列众言，加之融释。
诸经训纂，众史传志，其文可互通者，悉随先生所录疏明。至义类所触，或摭实略虚，或舍新徵旧。又逸书别史、诸子百家，分见少殊，援引斯异，亦随所列之文、所据之本，略事钩甄，以祛抵滞。
先生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举措更张，言尤慨切。第世异盛衰，则论贵参伍，求栋买毂，何殊区霚。爰竭颛愚，略疏偏激，不为掉罄，间陈一孔，虽会几深，终惭和缪。又先生留心时务，奏议文书事关利害，皆入简编。今有发明，广为采厕。著书诚尚雅驯，立说亦争要领。或节录其篇，或咸登其论，理势恐失其真，辞气多仍其笔，亦准全书，惟求实事。至于词原曲喻，隐多未正，既辄舛驰，阙疑云尔。
世嬗岁迁，学者辈出，参考古今，蔚成宏杰。其论治体要道、经术文章，器识虽殊，穿并则一。间著名理，有出先生论述外者，既综疏列；至于考证诸家，意主搜罗，凡所引称，时至缴绕，今入注文，但取证明，奚事炫博，辄加删节，归诸简核。若语有繁略，理无醇疵，既列其凡，不广附丽。
疏说既繁，主名难一；氏族不署，淆舛易滋。然或同籍系，罔辨纂言，既异存亡，须分著录。始辑注文，但称某氏，惟氏同则殊以官，谥同则加以地。其他区异，旨亦准斯。至同时材哲，则概著其名，事取标题，义无轩轾。第上相位崇，守土分别，兼获师承，宜谨书策。少变其文，复同前例。叔重解字，引贾逵之说，书官以尊；康成治诗，重毛公之贤，称笺自下。爰式先儒，用慎操翰。
潘氏耒，字次耕。吴江人。康熙间举博学鸿词，官检讨。元删录本，通行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