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吕夷简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或曰：庄献初崩，上与吕夷简谋，以夏竦等皆庄献太后之党，悉罢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并夷简罢之。是日，夷简押班，闻唱其名，大骇，不知其故。夷简素与内侍副都知阎文应等相结，使为中讠，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简由是恶郭后。
十月戊午，张士逊罢，吕夷简复入相。上以张士逊等在相位多不称职，复思吕夷简。会士逊上庄献太后谥，还，过枢密使杨崇勋饮酒，致班慰失时。十月戊午，罢士逊为左仆射，崇勋为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复以夷简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
初，庄献太后称制，郭后恃太后势，颇骄横，后宫多为太后所禁遏，不得进。太后崩，上始得自纵。适美人尚氏、杨氏尤得幸。尚氏父自所由除殿直，赏赐无算，恩宠倾京师。郭后妒，屡与之忿争。尚氏尝于上前有侵后不逊语，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自起救之，后误查上颈，上大怒。阎文应劝上以爪痕示执政大臣而谋之。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因密劝上废后。上疑之，夷简曰：“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怼坐废，况伤乘舆乎？废之未损圣德。”上未许，外人籍籍，颇有闻之者。左司谏、秘阁校理范仲淹因登对极陈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议，不可使有闻于外也。”夷简将废后，奏请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
十二月乙卯，称皇后请入道，赐号“净妃”，居别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孔道辅怪阁门不授章奏，遣吏讠之，始知其事奏请未降诏书。丙辰，与范仲淹帅诸台谏诣阁门请对，阁门不为奏。道辅等欲自宣门入趣内东门，宣监官宦者阖扉拒之。道辅拊门铜大呼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我曹入谏？”宦者奏之，须臾，有旨：“今台谏欲有所言，宜诣中书附奏。”道辅等悉诣中书，论辩喧哗。夷简曰：“废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过引汉光武劝上耳。此汉光武失德，又何足法邪？自余废后，皆昏君所为。主上躬尧、舜之资，而相公更劝之效昏君所为乎？”夷简拱立，曰：“兹事明日诸君更自登对力陈之。”道辅等退，夷简即为熟状，贬黜道辅等。故事，中丞罢，须有告词。至是，直以敕除之。道辅等始还家，敕寻至，遣人押出城，仍下诏云云。
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薨。后之获罪也，上直以一时之忿，且为吕夷简、阎文应所谮，故废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瑶华宫，章惠太后亦逐杨、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游后园，见郭后故肩舆，凄然伤之，作《庆金枝》词，遣小黄门赐之，且曰：“当复召汝。”夷简、文应闻之，大惧。会后有小疾，文应使医官故以药发其疾。疾甚，未绝，文应以不救闻，遽以棺敛之。王伯庸时为谏官，上言：“郭后未卒，数日先具棺器，请推按其起居状。”上不从，但以后礼葬于佛舍而已。
始平公自郓徙并，过京师，谒上。是时，上新用文、富为相，自以为得人，谓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选，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诚如卿言。文彦博犹多私，至于富弼，万口同词，皆云贤相也。”始平公曰：“文彦博，臣顷与之同在中书，详知其所为，实无所私，但恶之者毁之耳。况前者被谤而出，今当愈畏惧矣。富弼顷为枢密副使，未执大政，朝士大夫未有与之为怨者，故交口誉之，冀其进用，而己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禄树私恩，则非忠臣，何足贤也；若一以公议概之，则向之誉者将转而为谤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贤而用之，则当信之坚，任之久，然后可以责成功；若以一人之言进之，未几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狄青平邕州还除州。
拽利王旺荣、天都王刚浪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与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为谟宁令，共掌军国之政，而刚浪勇健有智谋，尤用事。种世衡知青涧城，白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遗刚浪书及银龟，曰：“向者得书，知有善意，欲背僭伪，归款朝廷，甚善。事宜早发，狐疑变生。”欲以间之。于是元昊囚嵩而使刚浪麾下教练使李文贵诣世衡所，阳为不喻，曰：“前者使人以书来，何意也？岂欲和亲邪？”公以其言妄，止文贵于青涧城。
后数月，元昊寇泾原，葛怀敏战没。会梁适使契丹，契丹主谓适曰：“元昊欲归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优礼怀来之，彼必洗心自新矣。”于是密诏公招怀元昊：元昊苟肯称臣，虽仍其僭称亦不害；若改称单于可汗，则固大善。公以为若此间使人往说之，则元昊益骄，不可与言，乃自青涧城召李文贵，谓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节；汝曹忽无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为朝廷臣，纷纷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脑涂地，皆汝群下之过也。汝犯边之初，以国家久承平，民不习战，故屡以汝胜；今边民亦习战，汝之屡胜岂可常邪？我国家富有天下，虽偏师小衄，未至大损；汝兵一败，社稷可忧矣。天之立天子者，将使溥爱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残彼而取快也。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降号称臣，归款朝廷，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者，礼数赏赐必优于前矣。”文贵顿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龙图能为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谁不受赐！”公乃厚待而遣之。
顷之，文贵复以刚浪等遗公书来言和亲之意，用邻国抗敌之礼，公上之。朝廷为还书草，称刚浪等为太尉，使公报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而称其臣已为三公，则元昊岂肯降屈邪？不若称其胡中官谟宁令，非中国之所谕，无伤也。”朝廷善而从之。刚浪又以书来，欲仍其僭称，而称臣款。公不复奏，即日答之，曰：“此非边臣之所敢知也。若名号稍正，则议易合耳。”于是元昊使伊州刺史驾从勖上书，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从勖至京师，朝廷复遣邵良佐、张子等往复议定名号，及每岁所赐之物，及他盟约，使称臣作誓表上之，朝廷册命为夏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