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重修孔庙碑文
太宗文皇帝御制重修孔庙碑文：「道原于天，而畀于圣人，圣人者，继天立极而统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圣圣相传，一道而已。周公没，又五百余年而生孔子，所以继徃圣开来学，其功贤于尧、舜，故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夫四时流行，化生万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参天地，赞化育，明王道，正彝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得以尽其分，与天道诚无间焉，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在当时之论如此，亘万古而敢有异辞焉！呜呼，此孔子之道所以为盛也，天下后世之蒙其泽者，实与天地同其久远矣。自孔子没，于今千八百余年，其间道之隆替与时之陟降，遇大有为之君，克表章之，则其致治有足称者，若汉、唐、宋致治之君可见矣。 【 「若汉唐宋致治之君可见矣」，明弘治本作「若汉唐宋致治有称者矣。」】 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圣智，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兴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师以达天下，并建庙学，颁赐经籍，作养士类，仪文之备，超乎徃昔。孔氏子孙世袭衍圣公，秩视二品，世择一人为曲阜县令，立学官以教孔、颜、孟三氏子孙。尝幸太学，释奠孔子，竭其严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纉承大统，丕法成宪，尚推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阙里在焉，道统之系，实繇于兹，而庙宇历久，渐见隳敝，弗称瞻仰。徃命有司，撤其旧而新之，今年夏毕工，宏邃壮观，庶称朕敬仰之意。但凡观于斯者，有所兴起，致力于圣贤之学，敦其本而去其末，将见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赞辅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于是深有所望焉。遂书勒碑树之于庙，并系以诗曰：『巍巍玄圣，古今之师。垂世立言，生民是资。天将木铎，以教是畀。谓欲无言，示之者至。惟天为高，惟道与参。惟地为厚，惟德与含。生民以来，实曰未有。出类拔萃，难乎先后。示则不远，日用攸趋。敦叙有彝，垂于圣模。仰惟皇考，圣德寔崇。礼乐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述，讵敢或懈。圣绪丕承，仪宪是赖。岩岩泰山，鲁邦所瞻。新庙奕奕，宗祝有严。皷钟锽锽，璆磬戛击。八音相宣，圣情怡怿。作我士类，世有才贤。佐我大明，于斯万年。』永乐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立石。」
衢州之孔，世嫡也，让爵阙里事，详见传记。衢孔宣圣五十六代孙渐阳训导希凤处见二圣尊崇孔道之实，谨录如右。
○太祖召杜斅勑旨
上谕山西潞州壶关县儒士杜斅：「昔之御宇内者，无幸位，无遗贤，致时和而世泰，盖繇善备耳聪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乐从其游，辅之以德，间有非哲者，处于民上，则幸位遗贤亦备矣。今朕才疎，遗圣道之良宗，是致贤隐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尔博学君子，齿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余，则策杖来朝，果可作为，加以显爵，与朕同游，故兹勅谕。」
洪武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遣内使赵通赍勅临门，召斅之孙矩。正统六年，山西乡试举人国子监生赍捧成化改元天诏至广，偶及乃祖在高庙时荣遇之详，盖斅博学儒者，六十九岁赴召，任四辅夏官兼太子宾客，位列三公都府之次，宠眷极隆厚，君臣有唱和诗甚多，有诰勅宸翰，多尚存于家，矩皆能成诵。已上勅旨，盖其一耳。斅七十一辞归令终云。
○宋文鉴编书始末
宋文鉴上中下凡一百五十卷，朝奉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礼部郎官吕祖谦奉旨铨次。曰赋、曰律赋、曰四言古诗、曰乐府歌行附杂言、曰五言古诗、曰七言古诗、曰五言律诗、曰七言律诗、曰五言绝句、曰七言绝句、曰杂体、曰骚（如骚者亦附）、曰诏、曰勅、曰赦文、曰册、曰御扎、曰批答、曰制、曰诰、曰奏疏、曰表、曰笺、曰箴、曰铭、曰颂、曰赞、曰碑文、曰记、曰序、曰论、曰义、曰策、曰议、曰说、曰戒、曰制策、曰说书、曰经义、曰书、曰启、曰策问、曰杂着、曰对问、曰移文、曰连珠、曰琴操、曰上梁文、曰书判、曰题跋、曰乐语、曰哀辞诔附、曰祭文、曰谥议、曰行状、曰墓志、曰墓表、曰神道碑铭、曰传、曰露布。
前有成公从子所叙编书始末，曰：「淳熙丁酉，孝宗因观文海，下临安府，令委斅官较正刊行。其年冬十一月，翰林学士周公必大直奏事，语次及云云，上大以为然。一日，参知政事王公淮、李公彦颕奏事，上顾两参道周公前语，俾举其人，李公首以著作佐郎郑鉴为对，上默然，顾王公曰：『如何？』淮对以：『臣愚见，非秘书郎吕祖谦不可。』上首肯之，曰：『卿可即宣谕朕意，且令专取有益治道者。』王公退，如上旨召太史宣谕，太史承命不辞，即关秘书集库所藏，及因昔所记忆访求于外所得文集凡千百家，搜简编集，手不停披，至次年十月书乃克成，未及上而属疾。上闻之，一日因王公奏事，问曰：『闻吕某得末疾，朕固忧其太肥，向令其编文海，今已成否？』王公对曰：『吕某虽病，此书编类极精，缮写将毕，方欲缴进，适值有疾，故未果。』上甚喜，曰：『朕欲见诸臣奏议，庶有益于治道，卿可谕令进来。』王公即使其从具宣圣谕，久之乃以其书缴申三省投进。书既奏御，上复谕辅臣曰：『朕尝观其奏议，甚有益治道，当与恩数。又闻其因此成病，朕当从内府厚锡之。』已而降旨：『吕某编类文海，采摭精详，与除直秘阁。』又宣赐银绢三百疋两。中书舍人陈骙再上缴章，上皆留中不行，骙罢去。既而赐名皇朝文鉴，且令周公必大为之序，下国子监板行。有媢者密奏云：『文鉴所取之诗，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旧作以刺今。又所载章疏，皆指祖宗过举，尤非宜。』于是上亦以为邹浩谏立刘后疏语讦直，别命他官有所修定，而锓板之议遂寝。 【 太史之取邹公谏疏非他，昔邹公抗疏之后，即遭远贬，其后还朝，徽宗劳苦之，且问谏草何在，邹公失于缴奏，同辈曰：『祸在此矣。』既而国论复变，蔡京令人伪撰邹公谏草，言既鄙俚，加以狂妄，腾播中外，流闻禁中。徽宗果怒，降诏有奸人造言之语，邹公遂再贬。太史得其初疏，故特载之。】 自太史以病归里，深知前日纷纷之繇，遂绝口不言文鉴事，门人亦不敢请，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周益公既被旨作序，序成，书来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读，命子弟藏之，盖其编次之曲折，益公亦未必知也。今间得于传闻，以为太史尝云，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又尝谓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韩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则可与追逐者。如周美成汴都赋，亦未能侈国家之盛，止是别无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断自渡江以前，盖其年之已远，议论之已定，而无去取之嫌也，其大畧若此。太史既病，南轩以书与晦翁，以为编次文鉴无补治道，何益后学。而晦翁晚岁尝与学者以为此书编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压卷，如赋则取五凤楼赋之类，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盖非经济录之比也。 【 经济录，赵公丞相以文鉴所取太畧，故复编是书。】 岂南轩未见其成书，而朱公则尝深观之耶？临江刘公清之又以为此即删诗定书，官使众材之意，盖亦善观此书者，故备列之，以俟知者相与审订焉。从子乔年谨书。」
○黎恬记何忠诗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