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虽尧、舜在上，不免于杀无道。然君子终不以杀劝其君，尧、舜之民，不幸而自蹈于死则有之，吾未尝杀也。孟子言“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使后世暴君污吏皆曰：吾以生道杀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凡物之可求者，求则得，不求则不得也。仁义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贵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圣人之于利，未尝有意于求也。岂问其可不可哉？然将直告之以不求，则人犹有可得之心，特迫于圣人而止耳。夫迫于圣人而止，则其止也有时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牙求才曰，使其可求，虽吾亦将求之，以为高其闳，固有扁，不如开门发箧而示之无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义，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何不谓之有？夫以食色为性，则是可求而得也，君子禁之；以仁义为命，则是不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强之。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从之？故仁义之可求，富贵之不可求，理之诚然者也。以可为不可，以不可为可，虽圣人不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立然诺以为信，犯患难以为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则非孔子之所谓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诺而言未尝不信，不犯患难而行未尝不果。今也以不必信为大，是开废信之渐，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子产为郑作封恤，立谤政，铸刑书，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为政严，有及人之近利，而无经国之远猷。故子罕、叔向皆讥之，而孔子以为惠人，不以为仁，盖小之也。孟子曰：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惠而不知为政”。盖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产之于政，整齐其民赋，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时修其桥梁，则有余矣。岂有乘舆济人者哉？《礼》曰：“子产，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之也。
“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之害，与佞人等。而孟子曰“今乐犹古乐”，何也？使孟子为政，岂能存郑声而不去也哉？其曰“今乐犹古乐”，特因王之所悦而入其言耳。非独此也，好色、好货、好勇，是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无害。从吾之说，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于医，以药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为药，可乎？使声色与货而可以王，则利亦可以进仁义，何独拯梁王之深乎？此岂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性可乱也，而不可灭。可灭，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于桀、纣、盗跖至矣。然其恶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尝为恶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轮。抑者穷，未尝不上也。水激之，可使瀵涌上达。激者穷，未尝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见也。孟子有见于性，而离于善。《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继之耳，非性也。性如阴阳，善如万物，万物无非阴阳者，而以万物为阴阳，则不可。故阴阳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非无也。今以其非无即有而命之，则凡有者皆物矣，非阴阳也。故天一为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为火，而火非地二也。为善面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则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谓之善，亦可以谓之恶，故荀卿之所谓性恶者，盖生于孟子。而扬雄之所谓善恶混者，盖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夫苟相近，则上智与下愚，曷为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无可移之资也。若夫吾弟子由之论也，曰：雨于天者，水也；流于江河、蓄于坎井，亦水也；积而为泥涂者，亦水也；指泥涂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将使其清而饮之则不可。是之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苏东坡云：予为《论语》说，与《孟子》辩者八。
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盂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传矣？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焉能传。敢问何谓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天下无王霸，言伪而辩者不杀，诸子得以行其意，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而孟子谓：“以齐王，由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呜呼！是犹见人之救斗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杀之，货可得也，虽然，他人之救斗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或曰：然则汤、武不为欤？曰：汤、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时，讵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刘、古公之时，讵知其有纣哉？夫所以世世树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国家而已。汤、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纣，放之杀之，而莅天下，岂汤、武之愿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则是汤、武修仁行义，以取桀、纣耳。呜呼！吾乃不知仁义之为篡器也。
《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孔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彼顺天应人，犹臲如此。孟子固求之，其心安在乎？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书序》：“伊尹既丑有夏，复归于毫。”孟子亦曰：“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耳。非纣也，而齐、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呜呼！孟子之欲为佐命，何其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