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曰：《诗》《书》执礼。礼不执，则不行。自开元制礼，大臣讳避，去《国恤》章，而山陵之礼遂无所执。世之不学者，乃妄取预凶事之说，而大典阙焉。由是累圣山陵，皆摭拾残缺，附比伦类，已乃斥去，其后莫能征。永贞、元和间，天祸仍遘，自崇陵至于丰陵，不能周岁。司空社公由太常相天于（一作天下），连为礼仪使，择其寮以备损益，于是河东裴瑾以太常丞，陇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内之则攒涂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则复土斥上（一无「斥上」二字），因山之制；上之则顾命典册，与文物以授万（一作方）国；下之则制服节文，颁宪则以示四方。由其肃恭，礼无不备。且苞并总统，千载之盈缩；罗络旁午，百氏之异同。搜扬剪截，而毕得其中；顾问关决，而不悖于事。议者以为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坠。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复于上，辨列于下，联百执事之仪，以为《崇丰二陵集礼》，藏于太常书阁，君子以为爱礼而近古焉。
昔韦孟以《诗》《礼》传楚，而郊庙之制，卒正于玄成；郑玄以笺注师汉，而禅代之仪，卒集于小同。贾谊以经术起，而嘉最好学；卢植以儒学用，而谌为祭法。旧史咸以为荣。今裴氏太尉公以礼匡义，嗣侍中公以礼议封禅，祠部公以礼承大事，大理公以礼辅东宫，而瑾也以礼奉二陵，又能成书以充其阙，其为爱礼近古也，源远乎哉！
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学显于世。大理之兄正平节公，以仪范成家道，以文雅经邦政。今相国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劳场于家邦。游其门若闻《韶》《?》，入其庙如至邹、鲁。恩溢乎九族，礼仪于他门。则封叔之习礼也，其出于孝弟欤？成书也，其本于忠敬欤？由于家而达于邦国，其取荣于史氏也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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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直西汉文类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驳乱，《尚书》《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传孔氏，太史公述历古今，合而为《史记》，迄于今，交错相纠，莫能离其说。独左氏《国语》纪言不参于事，《战国策》《春秋后语》颇本右史《尚书》之制。然无古圣火蔚然之道，大抵促数耗矣，而后之文者宠（一作「袭」）之。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班固书传之，吾尝病其畔散不属，无以考其变。欲采比义会，年长疾作，驾堕日甚，未能胜也。幸吾弟宗直爱古书，乐而成之。搜讨磔裂，捃摭融结，离而同之，与类推移，不易时月，而咸得从其条贯。森然炳然，若开群玉之府。指挥联累，圭璋琮璜之状，各有列位，不失其序，虽第其价可也。以文观之，则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辨、论之辞毕具。以语观之，则右史纪言，《尚书》《国语》《战国策》成败兴坏之说大备，无不苞也。噫！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
始吾少时，有路子者，自赞为是书，吾嘉而叙其意，而其书终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叙，系于左，以为《西汉文类》首纪。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已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宏、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土庶人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之文章，盖烂然矣。史臣班孟坚修其书，拔其尤者充于简册，则二百三十年间，列辟之达道，名臣之大范，贤能之志业，黔黎之风习列焉。若乃合其英精，离其变通，论次其叙位，必俟学古者兴行之。唐兴，用文理，贞元间，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接于汉氏，与之相准。于是有能者，取孟坚书，类其文，次其先后，为四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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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评事杨君文集后序
赞曰：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