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湛注列子》八卷：晁氏曰：郑列御寇撰，刘向校定八篇，云缪公时人。学本于黄帝老子，清虚无为，务崇不竞，其寓言与庄周类。晋张湛注。唐号《冲灵真经》，景德中加“至德”之号，《力命篇》言寿夭不存于葆养，穷运不系于智力，皆天之命。《杨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恤生之危，纵酒色之娱，而不顾名之丑，是之谓制命于内。刘向以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之学，本谓世衰道丧，物伪滋起，或骋智力以图利，不知张毅之走高门，竟以病殒；或背天真以拘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阳，因以馁终。是以两皆排摈，欲使好利者不巧诈以干命，好名者不矫妄以失性矣，非不同也。虽然，儒者之道则异乎是，虽知寿天穷达非人力也，必修身以俟焉。以为立岩墙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于声色有性焉。以为乐也外而不易吾内。呜呼！以此自为，则为爱已；以此教人，则为爱人。儒者之道所以万世而无弊欤。石林叶氏曰：列子《天瑞》、《黄帝》两篇，皆其至理之极，尽言之而不隐，故与佛书直相表里，所谓庄语者也。自《周穆王》以后，始渐纵弛，谈谲纵横，惟其所欲言。盖虑后人浅狭，难与直言正理，则设为诡辞以激之。刘向弗悟，遂以为不似一家之书。张湛微知之，至于逐事为注，则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时佛经到中国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赞老氏庄列三书，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间自有庄语，有荒唐之辞。如佛氏至唐禅宗自作一种语，自与诸经不类，亦此意也。《列子释文》二卷：晁氏曰：唐殷敬顺撰，敬顺尝为当涂丞。
【柳宗元集】
《辩列子》列御寇所作，唐号《冲虚至德真经》。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记》郑公二十四年，音须楚悼王四年，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三年，泰惠王、韩列侯、赵武侯二年，魏文候二十七年，燕公五年，，古文僖字。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不然，何乖错至如是？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穆公后事，亦不能推知其时。然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要之庄周为放依其辞。放，方往切其称夏棘，狙公，纪渻子，渻音省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尽纪。虽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其近是欤？余故取焉。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其《杨朱》《力命》列子篇名疑其杨子书，其言魏年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然观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李石方舟集】
《列子辩·上》：刘向以列子《汤问》《穆王》二篇，非君子之言。《汤问》则庄子汤之问棘，以大椿鲲鹏变化。列子作《夏革》，晋张湛注，庄子以革作束。《穆王》篇论西极有化人来。又《仲尼》篇称孔子答商太宰称西方之圣，意其说佛也。然佛出汉明帝时，湛乃谓《列子》语与佛相参，盖指其幻学也。岂西方之佛幻，已肇于列子时，为穆王化人事乎？必有能辩之者。《列子辩下》：孟子拒杨墨，以杨近墨远，为序于儒，以杨为为我之学，一毫不拔于天下可也。如禽滑厘对朱之言，则以墨翟大禹为为人之学，老聃关尹为为已之学，似以朱况于黄帝关尹，此列子之有取也。刘向云：《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与《力命篇》乖背，岂放逸近道乎？其何以近于儒？不然，力命自力命，放逸自放逸耳。必有能辩之者。
【中峰广录】
《题列子》：列御寇知荣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乎一念；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乎自心。惟欲忘形骸，虚物我，一是非，泯视听，任天真于智虑之表，超情思于得失之源，乃鼓舞于老氏绝圣弃智致虚守静之门，与庄周相为表里，因观其著书八篇，故笔以晓之，惟同志者择焉。
【黄氏日抄】
《读柳文》：《辩列子》论刘向称列子郑缪公时人，非也。实与鲁穆公同时，其文类庄子而质厚，好文者可废耶？谨取之而已。
【容斋四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