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宋史》云：“苏轼喜谐戏，程颐以礼法自持。轼谓程颐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党交章互诋。”《世说》：高座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见卞壸，肃然改容，曰：“彼是礼法人。”壸不贤于颐，而能以礼法使人见重。刘整恃才纵诞，服饰诡异，无所拘忌。尝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终席惭不自安。整不贤于东坡也，而能以礼法重人。此二事可以定程、苏两先生之是非矣。司马君实、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谑侮困君实。君实苦之，求助于苏公。公见子厚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公知处君实而不知处程先生，岂程先生疾公无礼法，亦无处公地耶？东坡与伊川，犹温峤之于卞壸也。《晋书》云：“温喜慢语，壸以礼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当时恨无以此告之者，告之则苏罢输攻，程弛墨守。
司马温公在洛下，与诸故老时游集，相约酒行、果实、食品皆不得过五，谓之真率会。子瞻在黄州，与邻里往还。子瞻既绝俸，而往还者亦多贫，自言有三养，曰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叶石林云：“山居馔具不时得，吾又不能多饮，乃兼取二者而参行之。”戏以语客曰：“古者行宾客之礼，有燕有享，而享其杀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当享。非时而特会者，用温公以当燕。遇所当用，必先举以告客。虽无不笑，然亦莫吾夺也。”近如吴越之俗，水陆餖飣，至客散而馔不止。使司马、东坡见之，当推案不食矣。
管宁、华歆锄菜见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时议以此定其优劣。浮屠师宗杲，宛陵人。法一，汴人。相与为友资，皆豪杰，负气好游，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节，同师蜀僧克勤。相与磨礱浸灌，至忘寝食。遇中原乱，同舟下汴，杲数视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亟视笠中，杲有一金钗，取投水中。杲还，色颇动。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死，乃为一金动耶？吾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礼曰：“兄真宗杲师也。”交益密，于戏！世多诋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规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杲之能受者乎？且功名之事，亦菜中金、笠中钗也。世情扰扰，我不敢望以管宁。若回首风尘，豪杰自命，则华歆之掷，法一之投，尚可救得一半。
今边鄙多事，则苦兵不足；不足，则调客兵；客兵不驯，则又转思他募。兵愈多，而其性愈横而不可制。此不知驾驭客兵之头领耳。《献帝记》曰：“李傕时召羌胡数千人，先以御物缯彩与之，又许以宫人妇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数来窥省门，曰：‘天子在中邪？李将军许我宫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贾诩为之方计。诩乃密呼羌胡大帅饮食之，许以封爵重宝，于是皆引去。今由此衰弱。”唐回纥还国，恃功恣睢，所过皆剽伤。州县供饩，不称辄杀人。李抱玉将馈劳，宾介无敢往。马燧自请丰办具，乃先赂其酋，与约得其旗章为信，犯令者得杀之。燧又取死囚给役左右，小违令，辄戮死。虏大骇，至出境无敢暴者。此二事可为驾驭客兵之法。
房太尉家无半臂。崔枢夫人，妇妾不许时世妆。刘丞相挚，家法俭素，闺门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来，常守一法，不随时增损。故承平时，其子弟杂处士大夫间，望而知其为刘氏也。数十年来，衣冠诡异，虽故老达官，亦不免从俗，与市井谖浮略同，而不以为非，此何理耶？
常衮辞赐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而不当辞禄。张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馔丰余，欲少损。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枢务，待贤才也。若不任职，当自引避，不宜节减，以自取名。”近年两宫三殿火灾，阁部而下，无不预捐一年俸者。有一大臣云：“本职去志已决，无俸可捐。”是为得体。
荀攸深密，有智防。自从太祖征伐，常谋暮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韬，曾问攸说太祖取冀州时事，攸曰：“佐治为袁谭乞降，王师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韬及内外，莫敢复问军国事。晏公殊，既以道德文章佐佑东宫，真宗有所谘访，多以方寸小纸细书问之，由是参与机密。有所对，必以其稿进，示不泄。其后悉阅真宗阁中遗书，得公所进稿，类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见也。后世有秉揆大臣，弼赞兵谋，漏泄诏旨，以至为小臣所持，仰干廷威，削籍还里。语曰：“机不密，则祸随之。”其是谓欤？虽然，更有一说。昔郑絪为门下侍郎，朝廷以卢从史与王承宗有连，诏从史归潞。从史辞潞乏粮，请留军山东。李吉甫密谮絪漏言于从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学士李绛语其故，绛曰：“诚如是，罪当族。然谁以闻陛下？”帝曰：“吉甫为言。”绛曰：“絪任宰相，稍稍识名节，不当如犬彘枭獍，与奸臣外通。恐吉甫势轧内忌，造为丑辞。”帝良久曰：“吉甫几误我。”
刘静修曰：“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办也。”盖亦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也。岭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药以治毒。湖南多气，而有姜、橘、茱萸以治气。鱼、鳖、螺，蚬，治湿气而生于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于山。盖不能有以胜彼之气，则不能生于其气之中。而物之于是气生者，夫固必使有用于是气也。犹朱子谓天将降乱，必生弭乱之人以拟其后。以此观之，世固无无用之人，人固无不可处之世也。无论上古，如我朝土木之变，则生于忠肃。宁藩之变，则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药。有是乱，才有是人。如今亦不乏贤才，只是庸医多，不能拈着一味好药耳。
明皇开元初，资格未废之际，以苏颋之能，明皇欲大用，必问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书，其果宜乎？”宰相以为惟贤是用，何资之计。明皇乃敢从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荐，籍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书，斯未为骤进也。然宰相以其资薄，止拜侍郎。及其惑林甫之奸，欲相牛仙客，则自河湟使典擢班尚书，遂不复计资。而九龄虽惓惓尽忠，援故事而且不听矣。明皇即政之初，其资格虽毫厘必计；及其终也，虽颠倒不恤。岂非资格一废，彼固得以肆情而无忌耶？宋朝李定，以资浅入台事，宋敏求不奉诏，苏颂又不奉诏。盖资格已定，非特臣子无所容其攀缘，即人主不得恣其爱憎。故曰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虽然，亦非定论。丁文简公度，为学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问：“用人守资格，与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无事，则守资格。缓急有大事、大疑，则先材能。”此又可以救资格一定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