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辉
作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它的评点本比《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少得多，今仅见《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两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批语，较为简略，影响不大。张竹坡对《金瓶梅》作了全面系统的评点，为中国古典小说理论批评增添了新的一页。而张竹坡之后，清人笔记中虽有记载《金瓶梅》者，多侧重于史料，间或涉及评论，又多属片言只语。直到文龙对《金瓶梅》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才使之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文龙批评《金瓶梅》，过去未为人注意。笔者最近在北京图书馆查阅《金瓶梅》版本时，才在清"在兹堂"刊本《第一奇书》上，得见文龙手写的回评及眉批、旁批，为数约六万徐言。尤其是回评，独立成篇，对《金瓶梅》的思想、艺术、人物形象，作了全面的评论与探索。文字简洁易晓，文笔活泼流畅。保存亦较完好，残缺极少。这一发现，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乃至中国小说批评史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收获。
一
文龙，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原籍不详。附贡生。光绪五年（1879）三月任南陵知县。为官清正．"兴学校，除苛政，惠心仁术，恒与民亲。"光绪八年（1882）改任芜湖知县，"其去也，人每思之。"（见《南陵小志》卷三）故光绪十年（1884）五月．又回任南陵（见《南陵县志》卷十七）。对于他的详细情况，还有待考索。不过，他在回末手批《金瓶梅》之后，往往有些简单的附记，其内容或署衙公办，或官场应酬，或宾朋交往，或家庭琐事。以此并与回评文字相参照，可对他的政治思想、情趣爱好、游迹经历，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
他在光绪五年的一则附记里，曾写道："五月十九日退晚堂。大雨如注，引铭孙玩耍" （见第七十九回附记）。可见这时他的孙子尚在幼年，而文龙当时的年龄当约在五十岁左右。如果这个推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他的生年当在道光十年（1830）左右。他曾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所以对京师生活颇有体会："窃尝谓都会之所，最足以出息人物，亦最足以败坏人材。五方杂处之区，无所不有，亦无所不精也。每见外省聪明子弟，调倪文人，其言谈举动，未尝不佳．而总觉带有土气。中等之质，到京盘植数月，其气象便迥然不同。但观曾会试举人、不曾会试举人，不但字法一变，文法一变，即五官亦有异也。然久于都城者，未得良朋益友，其不失其本质者盖罕。" （见第七十回回评。因回评部分陆续刊出。故文内引用回评文字．不再一一说明出处）他曾到过山东等数省，约在同治九年（1870），来到安徽，故有"余来安徽，已近十年"之语。他的宦途生涯到光绪十二年（1886）为（《南陵小志》卷二载光绪十一年正月，知县由德海接汪。），此后再也找不到他的行踪，由于他常年患有心气病，药不离口，可能就在这一年离开人世。如果这个推测也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他终年当不足六十岁。
由于他长期为官，所以对官场内幕，比较熟悉。尤其是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清末社会，其窟败腐朽，疮庚满身，更加不堪入目。一部深刻暴露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黑暗的《金瓶梅》，深深触痛了他。他的很多评语，就是借小说的人和事来表达他当时的爱恶情感，借古人的形骸来宣扬自己的政治道德观念。在他看来，《金瓶梅》中所描写的鲤醒不堪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就发生在他的身边，"确有其事，确有其人"，不仅有，而且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在六十回和六十三回后的附记里，两次记载了他在芜湖任上迎送抚台一事。这位抚台，在大雨傍沱中，"来回四次，迎送八遭", "而上宪体贴入微，并纤夫亦不肯用"。"明中发船价八元，暗里花销岂止八百？"文龙痛恨地送他四个字："劳民伤财"。他所以在芜湖县任期不到两年又调回南陵县，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本应就地正法的盗窃犯许金泅，乘风雨之夜逃脱，未能拿获。而一位姓莫的千总乘机向他敲榨勒索，"屡次来讹"，他极为愤慈。结果是："此番之来，竟如此下台，呵！呵！" （见第八十五回附记。）浮沉在这种政治生活中的文龙，一方面得过且过，周旋应付："好在我已置得失于度外，作到那里，说到那里"；（见第六十三回附记。）一方面则是"恨不立时脱离宦海，一任我自在游行。"（见第九十一回附记。）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生活，文龙说："窃尝有言曰：人生作件好事，十年后思之，犹觉欣慰；作一件坏事，十年后思之，犹切惭惶，不必对得阎罗王过，要先使主人翁安。天地既生我为人，人事却不可不尽，与其身安逸而心中负疚，终不若身劳苦而心内无惭。负疚者享福非福，无惭者求寿得寿。此中消息，可为知者道，难与俗子言也。"文龙的这一人生态度，使他在可能范围内，为百姓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光绪五年，山东、直隶、安徽大早，病民甚多，他就积极主持放贩救灾。可见"惠心仁术，恒与民亲"，并不是冠冕堂皇的歌功颂德文字，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龙为官比较清廉的真实情况。而"未久调去，士民惜之"，则是南陵百姓对他怀念的真实写照。
文龙做官只到知县，但家庭生活却很闲适。有妻有姬，子孙满堂。子名鼎，侄名旅、名珊。他唯一的爱好，就是酷爱古典小说，自谓"有闲书癖"。请看有关他与《金瓶梅》这段因缘的记载：幼年既闻有此书，然此尝一寓目也。直至咸丰六年，在昌邑县公干勾留，住李会堂文学署，纵览一遍，过此则如浮云旋散，逝水东流。嗣闻原板劈烧，已成广陵散矣。在安庆书肆中，偶遇一部，索价五元，以其昂贵置之。邵少泉少尹，知予有闲书癖，多方购求，竟获此种，交黄仆寄来。惜被邹隽之大令抽去三本，不成全璧矣。（见第一册后附记。）
不过时隔不久，邵少泉很快把抽去的三本又寄给他，终成全璧，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四轶二十册北图馆藏"在兹堂"刊本《金瓶梅》。在此以前。他已经在寿州购到一部《续金瓶梅》，并为它改题为《金银玉》。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视为"诲盗诲淫"不登大雅之林的小说，文龙自有评价："谁谓闲书不可看乎？修身齐家之道，教人处士之方，咸在于此矣。"因此，他广采博收，插架自赏，仅在批评《金瓶梅》文字中提到的明清小说，计有：《水浒传》及其续书、《西游记》、《西游补》《聊斋》、《封神榜》、《红楼梦》、《红楼补》、《绿野仙踪》、《隔帘花影》、《玉娇梨》、《平山冷燕》、《驻春园》、《好述传》、《荡寇志》以及二才子、三才子、七才子、八才子、九才子、十才子诸书。至于他没有提及而收有的，就不得而知了。文龙正是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看出《金瓶梅》比之与它同类题材的小说高出一筹。他说："是书若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为必有之事，其人为实有之人，决非若《驻春园》、《好述传》、《玉娇梨》、《平山冷燕》以及七才子、八才子等书之信口开河，无情无理，令人欲呕而自以为得意者也。"又说："阅者直可与作者心心相应，正不必嗤其肆口妄谈。若所谓二才子、三才子、七、八、九、十才子者，千金小姐，知书达礼，十五、六岁，一见俊俏小伙，便想许定终身，斯真狗屁牛屎，为此书之大罪人也。"有比较，才有鉴别。从中国古典小说的自身发展中，来评论《金瓶梅》的成就与价值，这正是文龙批评《金瓶梅》的特点。
文龙批评《金瓶梅》，开始于光绪五年五月十日（农历，下同），结束于光绪八年九月立冬前两日，历时三年有馀。而回评则集中写于光绪五年，六年，八年。确切地说：是光绪五年从头至尾评了一遍，六年作了补评，八年再次作评，前后评了三次。所以有的回目后面，有两种不同的回评。地点，一在南陵县署之以约小屋；一在芜湖县署之对我小房。